郁建兴｜在不确定性时代开拓更多可能性：以构建中国应急慈善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

2026年5月23-24日，第二届应急慈善内地与港澳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慈善治理全国博士生论坛在中国矿业大学举行。本文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郁建兴在研讨会上的致辞。

五月的彭城，惠风和畅；古韵徐州，万物并秀。今天，我们相聚在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共同探讨一个关乎国家治理、社会温度与文明高度的重大议题——应急慈善。

今年是总书记“5·17”讲话十周年。上周，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最新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这一重要论述，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前沿正在转移，即转向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确立是一系列事件，它的前沿将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的努力而不断拓展，这将是一个“无尽的前沿”。置身于这一特殊的历史坐标，当我们讨论“应急慈善”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回应一个更为宏大的时代命题：在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通过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国家治理寻找确定性，为社会发展开拓更多可能性？

当前，全球已进入“风险社会”的深水区。全球风险的复合性、链式性和外溢性不断增强。极端天气频发、公共卫生风险反复、平台化信息传播加速，使突发事件更容易跨地域、跨领域扩散。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应急慈善实践展现出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社区支撑能力。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理论供给严重滞后于实践探索。很多时候，我们依然习惯戴着西方的眼镜来审视中国的实践，难以充分解释党政统筹、政社协同、社区嵌入和平台动员交织形成的中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原创性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今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坚持社会共治”——将社会力量纳入应急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历次最高层级部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专门致信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强调红十字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提高人道服务能力”；致信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希望广大志愿者“努力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中传递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关于人工智能治理，总书记多次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重大原则。

这一系列最新指示，共同构成了应急慈善事业的根本遵循。从“社会共治”到“协同配合”，从“人道服务”到“智能向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了应急管理、慈善治理中政府、社会、技术三者关系的本质——不是谁取代谁，而是相互嵌入、相互成就。这与我们本次论坛的主题高度契合。

我今天致辞的主题是“在不确定性时代开拓更多可能性：以构建中国应急慈善自主知识体系为目标”。传统的应急管理思维较为执着用僵化/确定的制度去锁死不确定性，试图用确定性的预案应对一切非常规情景。然而，风险社会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不确定性不是暂时的、可消除的异常状态，而是治理的常态底色。因此，我们的使命不再是徒劳地“消灭”不确定性，而是主动拥抱不确定性，在应急治理中不断开拓新的制度空间、技术空间和理论空间。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我的思考。

一、破除西方迷思，在重构制度逻辑中确立主体性

长期以来，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习惯于将“国家”与“社会”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这些概念大多以常态治理为隐含前提，但在灾害、危机发生的“极限情境”下，当常规的制度接口被淹没，既有的理论框架往往暴露出解释力的边界。

舶来知识体系与后发国家发展治理实践存在错位，后发国家的知识生产容易被压缩为经验材料供给，其知识体系也容易悬浮于本国实践之上。中国的应急慈善，绝非游离于国家体系之外的“善意点缀”，而是深深嵌入国家治理肌体的内生性力量。总书记明确提出“社会共治”，指出在非常态下，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平台企业与社区网络之间，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共建共治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在非常态下，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流动、切换、让渡的；社会自组织的力量不再是需要被规训的对象，而是应急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能力组成部分；制度不再是事先划定的刚性框架，而是可以在行动中不断生成和调整的弹性结构。

近年来，我国应急慈善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从2024年9月修改的《慈善法》首次设立“应急慈善”专章，到2025年11月印发的《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暂行规范》，国家正在通过顶层设计，将社会力量纳入应急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还有着非常丰富的应急慈善实践——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大集结，到新冠疫情期间社区慈善的创造性参与，再到历次自然灾害中慈善组织的专业化响应。这启示我们，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能只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提出基于中国治理的新概念、新理论。

关键词是撬动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锚点。通过发现、刻画真实中国的关键词，并将其提炼为适应本土发展与治理的新概念，我们才能推动“术语的革命”。例如，我们是否可以提炼出“共同体韧性”或“非常态共治”等关键词，来解释中国基层组织如何在瞬间完成从常态服务到应急响应的切换？只有当我们不再试图用确定性的预案锁死一切，而是建立一套能够容纳异质性、允许现场权变并明确责任边界的“韧性制度”，能够为行动者提供在不确定性中做出负责任决策的规则和资源。这正是总书记强调的“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的制度化表达：守住底线，同时为极限情境下的创造性行动留出空间。我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回答“中国之问”，确立中国应急慈善研究的主体性。

二、驾驭技术变量，开拓“效率与伦理相平衡”的技术可能性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回应应急慈善中的资源匹配、信息核验和行动协调等难题。数字关爱平台、智能应急调度系统使需求识别更精准、资源匹配更高效，大模型技术在信息核验、智能调度等环节展现出巨大潜力。可以说，前沿技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传统应急慈善中“供需错配、信息不对称”的顽疾。

然而，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新的焦虑。当需求识别交给算法，当资源调度由模型决策，当人道关怀被系统优化，我们不得不严肃地问：慈善行为中珍贵的“在地感知”与“关系温度”是否正在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算法黑箱中，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需求——一个老人的孤独、一个孩子的恐惧、一个社区的隐性脆弱——如何被看见？数字鸿沟、隐私保护、算法偏见、数据安全等伴生性问题又如何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治理理念，强调技术进步必须始终服务于社会整体福祉和人类发展进步。这为我们在应急慈善领域处理技术与人道的关系提供了根本价值指引。

我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曾经阐述过“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互为前沿”命题。其核心含义是：人工智能与社会科学之间绝非技术为外生的单向赋能关系，而是一种互嵌、双向、动态的关系。社会科学不仅要审视技术如何赋能治理，更要主动为技术“立心塑魂”——为算法确立伦理边界，为数据注入人文关怀，为智能系统设计负责任的决策框架。人工智能时代或将彻底改变知识生产和组织形态，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知识或将重构既有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不是对技术发展的限制，而是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没有价值约束的算法，最终会反噬人类自身。

应急慈善需要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在效率与伦理、计算与关怀之间找到平衡。这包括但不限于：设计“人在回路”的智能决策系统，确保关键决策保留人工干预节点；建立算法审计和偏见检测机制，防止技术复制和放大社会不平等；开发面向弱势群体的包容性技术接口，不让数字鸿沟成为新的救助障碍；制定应急慈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特殊规范，在效率和权利之间寻求最优解。

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价值观问题。应急慈善中的技术应用，必须回答：在追求更高效率的同时，我们是否牺牲了更重要的东西？在一个越来越依赖算法的世界里，我们如何守护人的尊严和温度？应急慈善应当成为“智能向善”的先行示范区，为人文精神在技术应用中留出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开拓“可能性”时必须守住的底线。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包含“技术治理的伦理框架”。我们要告诉世界：在中国，技术的发展始终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智慧对全球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要贡献。

三、应急慈善研究是开拓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可能性的重要切入点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应急慈善研究所面临的制度悖论、数字伦理困境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恰恰是“时代之问”在公共管理领域的集中体现。

为什么说应急慈善是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我曾经将自主知识体系的特征概括为自主性、体系性和科学性，而应急慈善研究恰恰在这三个维度上具有独特优势。理由有三。

第一，应急慈善具有高度的“中国情境”特征，契合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中国的应急慈善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超大国家、复杂社会、多元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从基层社区的互助网络，到全国性慈善组织的专业响应，再到互联网平台催生的社会化捐赠——这些实践形态在西方理论视野中很难找到对应物。这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最丰厚的经验土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应急慈善正是这一实践的生动缩影。

第二，应急慈善处于多重张力的交汇点，有利于形成“体系性”知识。体系性、系统性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表征。应急慈善既是制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是技术问题，也是伦理问题；既是常态治理的延伸，又是非常态治理的极致考验。这种“跨界”特征使得应急慈善研究天然具有跨学科属性，能够倒逼我们打破公共管理、应急管理、社会学、数据科学等学科壁垒，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交叉融合。

第三，应急慈善回应的是最紧迫的人民需求，体现“科学性”的底色。应急慈善的终极指向是什么？不仅仅是灾后重建，更是人的安全与社会的共富。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急慈善的功能正在发生深刻的。它不再局限于物资的调配，而是向着社会资本培育、社区能力建设、心理秩序修复等更深层次延伸。它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政策工具和行动方案。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具有社会性，而应急慈善研究正是以科学逻辑和方法，从中国实践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正是自主知识体系“科学性”的体现。

基于上述认识，我呼吁学界同仁在以下五方面协同发力：

一是夯实学术体系。遵循“以中国为方法”的路径，以我国应急慈善鲜活实践为素材，参与“中国公共管理关键词”研究，提炼、建构应急慈善领域的本土概念，推动“术语的革命”，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中国门类”。

二是完善学科体系。自觉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应急慈善成为交叉学科生长点。将应急慈善纳入公共管理、社会工作等核心课程，以公共事务为范畴，化西方的“身份危机”为中国的“身份优势”。

三是创新话语体系。摆脱“经验提供者”的依附地位，构建既能精准描述中国实践、又能平等国际对话的应急慈善话语体系。以学术期刊为支点，面向全球完整叙述中国应急慈善的规律性发现。

四是构建育人体系。依托自主人才培养体系，构建本硕博及非学历教育多层次培养路径。通过案例教学、模拟演练等，培养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智慧的应急慈善专业人才。

五是建设教材体系。将教材创新作为基础性工作，做好系列教材编写工作，在保留经典理论的同时融入中国实践与前沿议题，让教材成为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

各位同仁，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也正处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时代。总书记深刻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应急慈善不应只是救灾时的物资搬运和志愿动员，更应成为理论创新的策源地、制度探索的试验场、技术伦理的先行区。

在不确定性中开拓更多可能性，正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深化对话，凝聚共识，共同推动应急慈善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创造，从实践探索走向理论自觉，为构建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坚实力量，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